车马客 二
第2章两只斗鸡(二)
通俗一点讲，船长和大副认为他们有全然的理由去感谢上帝和中国皇帝。
我当然不知道这两个人在他们的航行过程中起什么作用，我既没有看到他们升帆也没有看到他们拉锚，只好认为他们在货物收集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曾经看到大副揪着一个货物的辫子把他推进仓库，然后非常顺手地用他自己的辫子把他的手从背后缚在一起，开始赞美主：“太方便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一到两百年前从非洲贩奴至少需要自己准备绳子，这些中国人连绳子都自己在脑袋后面长着。”
他看起来心满意足。所有的水手都心满意足。
这些中国人就是货物，我恐怕永远也没法搞清楚,为什么他们在码头上就是中国人而上了船就是货物，货物关在甲板下的一间大仓房里，从中国的各个码头出海，穿越大洋运到美国。
美国的西部垦荒——或者类似的名字——需要大量的劳工去修铁路，开山，架桥，等等。总之是去做那些白人和黑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是一艘运货船，负责把中国的货物运到美国的货栈去，再由他们分别运输到需要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叫货物了，叫一个奇怪的名词“华工”，我不认为这个词和“货物”有多少区别。
货物或者华工总是那副样子，裸露，肮脏的黄，卑怯的眼神，蓬头垢面简直好像是一群活鬼一般。我认为他们长得完全一个样，所有的水手都认为他们长得完全一个样，事实上他们完全不必区分某个个体的华工或者货物，只需要在他们胸口或者肩膀或者脸上烙一个表示目的地的印记把他们简单归类就好。
华工们被送进深山中的营地去修路架桥，把自己的汗水、血肉和生命渐渐填埋在这里，然后很快自己也成为深山和路桥的一部分。
这时就需要更多的华工来填补空缺。
于是船长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我喜欢船长，虽然他从不告解，但那大概因为他是个完美的人。
货物的来源分为许多种，有些是通过当地的官府买来的，有些是劳务公司送来的，还有些干脆就是水手们就近抓的。
他们在上船之前先在仓库里存放和打烙印，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因为一旦走近就会飘来一阵我非常不喜欢的味道。
水手们说那是烙铁跟货物皮肤接触后会自然产生的一种味道，是正常现象，我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而产生任何不适感，但我还是讨厌这种味道。
我只记得货物上船那天我非常高兴，我尾随着他们跳来跳去。又叫又嚷，就好像驼队旁边的一只蟋蟀，他们赤身裸体，在鞭子和枪口下艰难地向着货舱挪动，龌龊不堪简直好像一群活鬼，脑后的辫子被结成一串，有些人戴着铁镣，眼睛里满是羞怯、麻木和恐惧，胸口或肩膀上烙着鲜红的字母。
我十分高兴，乐得要开花，很少有这种每一个字母我都认识而不必去想怎么拼写的时候。水手们很默契地跟我玩着游戏：我指着一个中国人的胸口，仰脸朝上看着海风里的船舷，水手们正在栏杆上微笑。我觉得目眩。
“那是C！那表示他要去加利福尼亚！找个‘P’出来！”水手们喊。
我又换一个。
“没错儿！P！那表示他要去秘鲁！”水手们又喊。他们的笑脸洋溢在港口微咸的阳光里，至少看起来跟我一样快乐。
我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乐不可支。
许多年之后我知道了这种快乐的根源，它的力量如此之大，即使我是一个白痴也未能免俗。货物们对我这种骚扰行为十分漠然，无动于衷，成排成列地缓缓走上甲板，低着头钻进货舱里。至少在航行期间，他们不会再一次见到太阳了，当然对其中某一些运气不好的而言，他们将永远不会再见到太阳。
船长把这些叫做“必要损失”，他认为这是上帝决定的。
上帝既然决定了中国人可以被作为货物贩运到美国，当然也决定了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遭到堕落和毁灭。
忽然我不指了，一股冷气从我的尾巴尖上直蹿进脑子，我的血都快冻住了。当然，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是没有尾巴尖的，而那种感觉叫恐惧。
一个货物正经过我。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年轻的脸上岩石雕琢一般没有表情，身材剽悍，如同一只豹子一样能看到流动在皮肤下的爆发力，他的文身很怪，黄色的皮肤上乱七八糟地文着一些中国字，我知道那是中国字虽然我不认识。
没有哪个水手注意到他，他们只知道他年轻强壮是个顶尖儿的货物，只有我知道他身上有一种东西让我怕得要命，因为我是个顶尖儿的水手，或者因为我是一个白痴，再或者是因为曾经有许多人找我告解。
我冷却下来。虽然我并不知道冷却是什么东西。
最后一个货物也走进了货舱，在水手们的分配下走进左边或右边的铁栅栏，水手们锁上铁栅栏，锁上货舱门口的铁格子，在铁格子和舱门外的把手之间锁上铁链。
现在万事俱备，我们群情激昂，马上就要踏上旅程，前程似锦。按船长的说法，货物们也觉得他们前程似锦。我喜欢船长的说法，它听起来太让人振奋了，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前程是个什么东西。
就这样我们的船缓缓离开了港口，夕阳正红，海风呼啸。虽然这些事情在每年每月每天每个小时都发生在中国的每个港口，但我们还是兴高采烈，狂欢持续了一天一夜。我们灌下若干瓶烈酒，打了好几架，唱了许多首难听的歌。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每一艘船启航时都好像是开启了一个梦。
我是例外的。
我没有喝酒因为我不喜欢酒的味道。
我也没有打架因为每一个水手都拒绝和我打架，我也没有唱歌。所以，我觉得我并没有水手那么高兴，我还是在甲板上数鱼，一条，两条，很多条。我觉得我是个旁观者，不该沉寂进世界的欢喜与哀愁里，但很遗憾我难得进行这样清晰的思考，你知道，我是个白痴。
我数着数着忽然很想去看看货物们。
货舱在甲板的正下方，水手室的正上方。据说早在我们这条船什么什么号还不做贩运华工生意的时候，那里只是冷冰冰的钢板，后来因为必要损失率太高，就又在钢板中加铺了木板。木板比较暖和一点，防止在冬天运送的时候太多的货物受冻而死。
我在走向货舱的时候被一个水手叫住了，我很开心，终于有人来找我告解了。水手摇摇头。他不是来进行告解的，他笑眯眯地看着我，问我玩不玩斗鸡，我又觉得目瞪口呆，诚恳地问他什么是“斗鸡”，这个水手看样子非常绝望。我正想再问他一次是不是该再来跟我进行一遍告解程序，他就拉起我的手说：“跟着我。”
他把我带到货舱口，打开铁格子上的锁，下进通道，又打开舱门上的锁，拉开舱门。
瞬间一阵剧烈的臭气就冲出来，顺着我的眼睛、鼻子和耳朵灌进脑子里。我觉得脚下有些发软，于是扶住舱门擦了擦眼睛仔细地穿过黑暗向货舱里看过去，货物们一堆一堆地坐在地上，只能看到一些黑色的影子。空气潮湿恶臭，而且污浊得可以用刀子切。
一个货物忽然爬过来，满脸都是鼻涕眼泪地对水手说：“洋大人，行行好，给个烟泡儿。”
水手一脚把他踢到一边去，然后对我说：“随便找两个个子大的。”
我问：“为什么？”
水手说：“因为这才能让游戏公平……去他的。你知道什么是公平吗？”
我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那个水手看起来完全无可奈何：“好吧，因为你是顶尖儿的水手。”
于是我兴高采烈，提起脚步，像挖掘机挖进岩层一样乐颠颠地挖进这一坨几乎凝固的空气里，指着其中两堆货物说：“这个。还有这个。”
水手说：“让他们出来。跟我走。你会说他们的语言。”
我回头想了很久才想起我应该如何表达。每次出现这种语言切换需要的时候我都需要想很久。我说了一次，货物们没有动作，我大声又说了一次，他们还是没有。我又说了很多次。终于他们两个动了一下。我回过头去，不知道怎么办好。
水手笑着把一个装了豆子的铁盆晃两下，他们用这个来喂养货物。豆子在铁盆里晃动的微小声音撕开船体晃动的吱嘎声、海风的怒号声与波涛拍打船帮的敲击声，好似一滴甘泉滴在干裂的土地上。
瞬间我面前的黑影就涌动起来，如同一道黑色的潮水，我的脑子有点发白。我听到水手在大声呵斥，一次，两次，很多次，然后他掏出枪向随便什么地方开了一枪。
子弹射到舱壁，打进涂着防潮油漆的厚木板，碰在包着的铁板上。然后货物静止了，他带着我和那两个刚选出来的货物锁上舱门，爬上货舱口，锁上铁格子。
两个水手正操着长枪在那里等他。他们彬彬有礼地相互致意，其中一个问：“这些中国人为什么不趁机逃跑？”
另一个回答：“他们没这个胆子。”
然后哄堂大笑。
这些货物是中国人，我小时候生活在港口，见过无数中国人，中国人上船后就是货物。这个我懂。这是上帝决定的。
他们带着那两个货物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于是爬到甲板上去数鱼。虽然我看不见，但我知道鱼儿正在铁一样黑的海浪下姿态优雅地飞过。我数鱼，一条，两条，很多条。
甲板下的水手室传来巨大的喧闹声，我吃了一惊，几乎就以为自己要比很多还要多一次掉下大海。但我没有，我抓得很牢靠，我是个顶尖儿的水手。
我又回想起斗鸡来，我不知道什么是斗鸡于是我想看看。
我钻下甲板，水手室的门开着，几盏马灯在随着船身的颠簸晃动不止，把水手们扭曲狰狞的身影投射在这里那里。我走进水手室，那里满是烟草产生的大团烟雾、酒气和汗液的味道。伴随着这一切的还有水手们有节奏的卖力狂喊。
他们围成一圈，手里举着我刚刚弄到一张的那种呱呱叫的美元，用力挥动。我钻进人群中，看到水手们拿着棍子把我刚刚挑选的那两个货物努力要赶到一起。
“打！打！”水手们高喊。
那两个货物发出剧烈的喘息，面部扭曲，血红的眼睛里全都是疲倦、麻木、恐惧和绝望。
他们极力相互躲闪着被棍子赶到了一起，于是在突然之间这两个同胞就发出野兽一般的嘶喊斗殴起来，相互缠绕着在地上翻滚，掐喉咙，顶肚子，打肋骨，挖眼睛，相互在对方身上制造危险沉闷的钝响。
水手们的欢呼一浪高过一浪。
我也睁大眼睛，呼吸急促，兴奋得全身抽动。很多年后我会知道斗鸡是弗吉尼亚州一项历史悠久的娱乐活动，其起源足以上溯到比这个国家的历史更早的什么地方。那时人们给鸡做编号互斗，进行赌博，类似于水手们现在赌S赢还是P赢一样。
简单点说，漫长的航行全无乐趣，水手们偶尔会从货物之中选两个来开展一场拳击赛，设赌为乐，因此这个名字分外传神。“斗鸡”有时候会造成货物的伤残，这类伤残通常会被归类到传染病和坏血病一样属于不可避免的损失中来，聪明的船长都不会阻止水手们这些娱乐行为。
我们的船长当然很聪明，而且是个相当好的好人。
船舱里的搏斗终于结束了，那两个货物满脸是血，一个在地下抽搐，另一个站着，缩着肩膀一动不动，偶尔用怯懦的眼神看一下周围的水手。
水手们不太满意。输了的更不满意。我看得出来。突然一个水手跳出来大喊：“再来！谁敢跟我打赌这个中国人能挨我几拳？”
巨大的欢呼声。数钱声。报数声。一，二，很多。拳头打在肉上的声音。然后忽然安静下来，因为船长和大副来了。所有人都怕船长。于是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现在是一圈水手围着两个在地下抽搐的货物了。大副蹲下身子摸了摸其中一个的额头，又翻了翻他的眼皮：“发烧。可能会传染。”
船长神色悲伤地点点头，显然他很为这个货物的遭遇而痛苦。他可真是个好人。于是他说：“把这个弄回船舱去，给他点酒让他振作一下。那个发烧的扔掉。”
立刻有两个水手拖起不发烧的货物拉出了水手室的舱门，片刻，又有两个水手试图拖起发烧的货物，发烧的货物似乎预感到什么，开始激烈地挣扎。只听一路嘶喊、踢蹬和怒骂直上到甲板，然后是砰的一声好像西瓜摔碎之类的声音，接着是重物坠进海水的声音。
“不要毁坏货物。”船长盯着水手们说。说完他就走了，渐渐地，水手们也各自散去。
我爬到甲板上，想着这个货物，不，这个人以及他所有的爱与恨就这样沉进了无边的苦海。这么想的时候我看到那两个水手在吵架，不久之前他们为了制服那个发烧的劣质货物而把他的头向甲板上砸，然后把他推到海里，现在正在争论到底该谁收拾那个货物的脑浆，并且坚持认为这些脑浆溅得到处都是责任在于对方。
我的到来给他们解决了巨大的难题。转瞬之间这个蹲在甲板上洗刷脑浆的人就是我这个顶尖儿的水手了。这些红的和白的脑浆还带着一点余温，即使上帝做了决定，但他们也一样是人哪。
我于是感到非常伤心。我丢下刷子和水桶爬到甲板栏杆上开始数鱼，但数来数去总是数不好，于是我开始数那些被扔下去的货物，不，中国人。
一个，两个，很多个。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远处一艘船的影子和一点忽明忽灭的灯光。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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