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怨无悔做百姓的调解员
无怨无悔做百姓的调解员
◎ 枣庄市峄城区信访局副局长 邵明侠
习近平总书记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句话在我们人民调解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起纠纷，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件急事、难事、天大的事。小事处理不好，有时也会出大事，甚至会变成人命关天的事。做百姓的调解员化解一件件矛盾纠纷，能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感到无尚的光荣。
弹指间，我在人民调解员岗位上不知不觉奋斗了近30个年头。30年前，当组织安排我去做调解工作时，我想不通。和我同龄的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高跟鞋，悠闲体面地上下班。而我却不能，每天只能风尘仆仆，素面朝天到田间地头调解纠纷，甚至还要一次次去敲当事人家的门，好话说尽，有时还要吃“闭门羹”，看人家冷脸，听难听的话。
记得有一次，在调解现场，双方当事人争执起来，我赶忙阻止，结果被其中一个当事人抄起的凳子砸在了胳膊上，痛得我眼泪直流，最终我还是找到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调解方案，帮助他们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事后才发现，自己的胳膊青紫了一大片。
尽管委屈很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次次帮助当事人消除误解、握手言和的经历，让我对这份工作有了新的认识：调解不单单是一项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也是一门艺术。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人与人之间隔阂的大门；它又像一座桥梁，架起心与心之间的沟通。这样的工作是多么有意义！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拥有了自己的梦想：做一个值得乡亲们信任的调解员，尽我所能把纠纷化解在基层！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一位姓陈的大姐找到我哭诉：她的丈夫重病在床，儿子又考上了大学，为了给儿子筹学费，她就到建筑工地当“小工”，辛辛苦苦干了3个月，包工头却拖着不给钱。无奈之下，她只好来找我。作为一名女同志，我深知她的不易，当即，我就带着她去找那个包工头，希望能够帮她要回工钱。没想到说明来意后，包工头非常不讲道理，傲慢地说：“多管闲事！你是她什么人？”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是她娘家人！如果你敢欠工资不给，我就带她到法院去告你！”一听说要告他，包工头慌了，变了口气对我说：“大姐，不是我不想给，上面也欠着我的钱，我手头也很紧，确实发不出工资。”见有希望，我平静了一下情绪说：“你自己想想，一个女同志，但凡能有点别的办法，谁愿意顶着烈日在建筑工地上出苦力、流大汗？你自己也有老婆也有孩子，做人得将心比心。”第二天包工头凑足了工钱送了过来。我知道陈大姐的生活艰难，就把包里仅有的200元钱，硬塞给她，让她救急，她说什么都不要，好说歹说，才收下了100元。
2015年3月20日，我从街道人民调解会调到区医患、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虽然都是做调解工作，但对法律性和专业性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医患纠纷。刚开始我连最基本的医学术语都不懂，别说是医学专业。我不服输。虽然年近50岁，但我做好调解工作的热情不减，带着感情用心去做群众工作，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已的事去办。调到区医患、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接到的第一个纠纷是医患纠纷。
一天早晨，我刚上班，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气冲冲地来到调解委会，张口就说：“我的事如果处理不好，我就拿大夫的手指来换我的手指。”我倒了一杯水，让他坐下来慢慢说。原来这名患者因左手食指中指被轧皮机挤伤到医院住院治疗。在治疗期间，医院用了自己配制的药膏涂抹治疗。当时也告知了患者本人，患者还非常感激及感谢大夫。但是在出院20天后，二次入院治疗时将其食指中指指端截去，患者认为自己手指末端被截，是医院使用自己配制的药膏造成的，是拿患者当活体实验，要求医院赔偿各项费用近8万元。医院认为自配制的药膏没有造成伤害，而且具有较好的疗效拒绝赔偿。为了调解好此纠纷，我制订了一整套调解方案，翻阅了大量的医学书籍，邀请医学专家组成了专家组，依法进行了调查、调解，并结合病历资料，进行治疗过程的听证及专家分析论证，综合最后意见是：医院对患者受伤的手指的治疗、处理，符合正常医学愈合修复经过的客观过程，不存在治疗失误。医院自配的药膏虽经患者使用，但不符合《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最后医院同意给予患者适当的经济补偿作为调解终结，而我在这50天所付出的心血又有谁知道呢？
当好百姓调解员，为群众排忧解难是我生命的全部，也是我多年的梦想。在调解的过程中，尽管有委屈有遗憾，但也有高兴有欢乐。30年的调解生涯，我为乡亲们成功地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近1600起。其中，医患纠纷30多起。就在这点点滴滴的时光流转中，我的梦想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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