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道德所无法解决的问题2
万历四十七年前后，为了对付后金，全国遍增辽饷，每亩三次加银共九厘，一共加赋五百多万两，倒推可以得出纳税耕地五亿多亩，但是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全国有两百五十多个的县应缴不及数额之一半，尚有其他一百三十多个县分文未缴，不仅增饷无着落，连以前经常的田赋也无下文了。
这不是帝国之财富无力承担，而是财政税收水平的分配，缺乏重点，抽税及于最低贫的贫户，那朝廷的能力只能与最低的贫户看齐，好像一根链条一样，最脆弱的环节首先破裂。
朝廷的土地税共征米麦2700万石，因为有的折银，有的征实，征实的又加转运费，折银的也高低不等，所以缺乏精确的统计。
只能大略估计再加人力役折银部分，可能值银2500万两，要注意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同时从地方的方志看来，各府州县的税额极少能够如数收齐，大概一年能征收到七八成，已经算是了不得的天大成就。
大明帝国人口估计一万万口至一万万五千万口，朝廷每年的收入，除了上述之2500万之外，尚有食盐公卖，每年余利200万两，其他各种商税、开矿的利润、罚款、捐输纳盐的收入种种名目全加起来，也不过300余万两，无逾于400万两，所以整个财政收入加起来接近3000万两，亦即计人口数每口不过银两钱至三钱。
在同时期西洋的威尼斯人口十万人左右，只和帝国的一县的人数相似，政府每年的收入已突破36万盎司的纯金，亦即每人3.6盎司的纯金。两钱白银与3.6盎司的纯金，两相比较，产生了150倍的差距。
也可以说朝廷是一个穷国家，威尼斯是一个富国家。
第三点，财政体系反过来制约经济不能展开。表面看来，朝廷抽税轻，民间就应当多有剩余，多剩余即经济发达。这也与帝国的传统标榜政府不要聚敛，不要与民争利，而要藏富于民。
其实一个国家经济之发展，国家与政府消极地不加阻拦不算，还要积极地参与赞助。
虽然我不能说朝廷过去两百多年缺乏进步，但财政税收体制已经造成无法在经济的突破。
所有的地税，一部分商税、矿税、行政收入如赃罚、僧道度牒、开纳事例均由知县负责，知县既为地方官，也是中央派来的专员，知县虽为文官，守土有责，在有事故时应当与县城共存亡，那就是军官。他既为行政官，也是司法官。重要的诉讼尤其是刑事，他必须亲自听审。
一般情形之下他有一个县丞，一个主簿，还有一个典史主牢狱，一个县儒学教谕。只有这些人在文官系统里有地位。其余的官，大县可能有半打左右，小县减半，未入流，不能与一般官僚同样地提调升迁的。再下层则是吏，大县可能多至二三十人，小县可能十余人。
只有这批人手，又缺乏票号钱庄银行的汇兑协助，如何能够处理几万纳税的税户，况且当日的风气又重仪礼、重文字，各官员在繁文缛节之余，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如何能注意到乡村里的纳税人？
从表面看来，抽税轻，政府人员少，但编制之外有半官方身分的人很多，业务简单而人民反蹙额地怕衙门。
主要的原因，乃是地方政府的职责纯在管教。依我的眼光看来，明朝有很多资源在其掌握，若合理地利用，尽能解决其财政问题，有如明初之纸币，盐税，工商税。但朝廷的君臣只重威权，不顾商业信用，使其有利之因素无从发挥功效。大明宝钞在永乐年间即已贬值到无可挽回的程度，加以明朝又疏于铸铜钱，估计本朝所铸不会超过八百万贯，北宋可以在两年之内铸出本朝两百六十几年的铸钱数。
还有一个例子，更表示明代政府其本身之目的在管教，而不在服务，乃是集体责任。如果子弟犯法，找到家长负责；村民不受约束，由里长、甲长负责；纳税人欠税，由总催负责；好在大家都在农村里，一般情形之下无法远走高飞，即使商人也可以责成他们互相保证。
唯独对于开矿的矿工，缺乏适当的办法对付。他们一般从各处招募而来，即无从打听个人底细。当日开矿又是投机生意，本来矿主的资本就不够，一到开采不利，又无遣散员工各还本籍的办法。矿工人数又多，失业之后缺乏救济，一般落草为匪。他们开矿之后学得打铁，也有了制造简单兵器的本领。
前几朝有好几次的匪患，由开矿而发生，事平之后，朝廷将矿区划为禁区，所有矿洞一律封闭，重要的道路上勒石，不许闲人进入，原来在矿区的民间也一律强迫迁出，因此受损失的田赋，则由附近各县附加抵补。
官方尚印行一种书籍，称为三省矿防图说，里面讲到各条道路及应防备的地方。一部地理上的书籍不提倡开矿而反对开矿，看来也算独树一帜，只代表帝国的官僚主义之特色。这样看来，朝廷的收入来自工商业的方面极少，也不足为奇了。
同样，历朝历代以来，各种各样的内战不断，直接死伤数百万人，间接造成数万万人的死亡，你我读到这段历史，不免掩卷叹息，要是花在这种内战里的牺牲用以抵御外敌，岂不是对国家对个人都比较划算？
单从道德的立场着眼，你我可以跟着一般人对农民起义军、叛军和藩镇，或者甚至把正统的朝廷骂在一起，总之就是各自逞凶，意气用事，勇于内斗，怯于外战，没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这次事情既已发生，则必有它的前因后果。三五个人没有见识，自私自利，还可以说得通。但是牵涉数百万人，死伤超过数万万人，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用道德两个字解释的了的。
难道这里面所有数百万的人都是利令智昏，或者他们全部被蒙蔽？不，这样是讲不通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人口过剩，其原因则是多子多孙的传统观念，其次是耕地零碎，土地没有经济地使用。
同时农民放债收租于远亲近邻，收成不好的时候负债的农民被排挤，只好离开家乡找出路，像现在严重的水利失修和灾荒频仍有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到处都有剩余的游民，他们在城市间寻找工作不得，只有当兵，否则落草为匪。
旁的条件不说，要不是农民绝对的穷困，生活艰难，这样大规模的厮杀，不可能由少数的人随意指使，经常发生。
同时读书除了中举、做官之外，很少有用途。农民除了用人力打开出路之外，别无他法，孩子十岁左右就要帮着成人做庄稼之事，谁有闲情逸致送他们上学校读书？
朝廷实际上就是一个无数农村拼成的国家，皇帝因意识形态的支持，成为一切威权的来源。表面上他的威权无限，而实际他能掌握的纵深极浅。追根溯源，还是所掌握的资源不足以对付当前的问题。愈离京师愈远，其处置问题的情形愈不堪问，于是也招惹上一个无能的责备。
以上某的长篇大论岂非用道德两字可以解释的通？
我认为一件重大事情的发生而其情形又不可逆转，则务必看清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虽然它的结果不尽与我们个人的好恶符合。这与法家所说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不为桀纣而亡，亦即是这道理。历史是很现实的。
黄宗羲问道：“听军门所说，难道本朝就全无优点？”
“错，人类有过去之历史，今日之历史，明日之历史，当中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就目前来说，无人否定朝廷的优点与长处：税收低，生活容易，承平日久，社会安定，人口增加，从未有一个带兵的将领叛变朝廷。对外不和亲、不议和、不赔款、不割地。”
“军门你所说臣民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权威总是由上而下。可是我看过的书，说及官员对地方绅士的财产相当尊重。”
“你和他说的是对本地有声望的人士刮目相看，这与尊重私人财产的权利不同。我所说的是普遍的，对所有人而言的，如果是一个人财产，就得排斥其他人对它的占有，朝廷必须保障这种权利，才能展开商业经济，显然的，朝廷无力及此。”
“我所听到的无不有税重民穷？”
“如果意在说明官僚贪腐，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说得通。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相反。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听军门所说的话，军门对朝廷有诸多不满，难道军门希望朝廷覆没？”黄宗羲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不，恰恰相反，在卞某人看来中国人有一个公共意志在，这公共意志超过任何敌对行为，也不为身份之阻隔，大家都希望看到中国之富强健康快乐，它超过个人的人身利害关系，卞某人既有这公共意志，我就希望朝廷能有所改变，造福万万人民，这是最终之目的。朝廷若不自我改造，必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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