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道德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其实黄宗羲也是十分精明的人，自然也能看得见，卞为鸾的一些做法确实并不符合为臣之道，而且卞为鸾对朝廷，也只是表面恭顺而己，实际是我行我素，完全就是割据一方藩国的做派。但黄宗羲心里也清楚，这要怪也只能怪朝廷没有明确新华国是内藩还是外藩，要是外藩，自然无可非议，要是内藩，就要怪朝廷太不争气了，就算如此，卞为鸾不肯屈服，朝廷只怕也对付不了天高皇帝远的新华国，况且朝廷内部的意见不一致。
黄宗羲是正统东林出身，其思想也是维护明朝的正统地位，但他也知道卞为鸾不一样，不但在思维方式上，也和黄宗羲首先站到朝廷的立场去想去做不一样，凡事先考虑新华国的利益，而不是朝廷的感觉和忌讳。
何况卞为鸾做事情虽然亳无顾忌，飞扬拔扈，但在各个方面对朝廷还是十分恭顺的，对京师来的圣旨，还是完全按照礼仪来办，黄宗羲感觉卞为鸾用来抵挡朝廷的武器是大明律，而不是天下人更为认同的儒家经典四书和祖宗之法，因为他的书面回答把大明律作为最后的根据，那是不是他会拿大明律来否决来自朝廷的旨意呢？
要是自己促使朝廷解决新华国的身份问题，明确是内藩或外藩，据说，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魏忠贤和卞为鸾，如是内藩，那卞为鸾会不会当一个割据的藩镇，如同唐朝的藩镇，这是一个难题，留待京师的朝廷来解决吧。
“下官想请教军门，为何不能以德治国？这可是先贤的教诲！”
“首先我们两需要坦诚的，实事求是的交谈。”
“应该，请教军门何为坦诚、实事求是？”
“举两个例子，其一，我所知道的有人因为资料里提及膏腴万顷，他就根据一顷为一百亩，在字面上认定某人有田地一百万亩。
南雷兄也知，全国纳税的土地不超过五亿亩，如果上述土地占有的情形确实的话，则只要五百个这样的大地主，就把全国的纳税耕地整个霸占了。如今，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很少有一县的田地在百万亩以上。一般中等的县田地不过五十万亩。更小的县不过二十万亩。
如果一个人的产业，超过两三个县，使这里所有的种田人都属他的佃户，则知县的遣派、抽税与组织地方等等工作势必遇到绝大的阻障，科举考试能否执行都成疑问，而绝不可能此时朝廷文件从未提及，而地方志也缺乏记载，况且在那种情形之下，乡绅是否能出面编修地方志，尚成问题。
其二，更为有名的是福王，据说他接受到田地四万顷，有说二万顷，亦即是四百万亩或两百万亩。其实我派人经过调查，这些地并不存在，也不在福王掌握之中。有如黄河改道，冲没的土地几十年无人耕种，后来开垦之后有了一点收成，各地方官也在该处抽了一笔小数目的税，当初也没有报告皇帝。后来被万历皇帝发觉，他就责成把这些土地的面积归并计算，称为福王的庄田。
事实上这些土地无法实际归并，亩数既不对头，也始终没有由福王王府接管。所谓福王庄田不过万历皇帝要求各省，每年在这名目之下缴纳白银四万六千两，到如今为止，数十年过去了，各省巡抚也向朝廷讨价还价，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四百万亩可以收到地租二百万两，二百万亩对应是一百万两，与四万六千两，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差得很远。
这是史学危机，把膏腴万顷这样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文学语句，当作历史和现实，所写之历史以文学情调为主，那上下数千年，读来只有错，如今则更错，全部是坏人做蠢事的记录，那就怪不得人读来义愤填膺，历史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客观性。
为何要防止产生超级地主，就如同一个商人和手工业主的垄断一个行业一样，危害极大。”
“军门所说得很正确，朝廷也有福王的记录，谣言怎比实话传得快，即使在朝廷土地兼并最集中的南直隶之江南，有田地一万亩以上的未超过十余户。大地主所领有的不过五百亩至两三千亩，大地主占有四分一的耕地，中等地主有土地在一至五百亩之间，其他小自耕农多得难以计算。
因为苏州府有纳税之户597019户，常州府有234355户，所以绝大多数的小自耕农，每户只领有五亩以下的土地。”
“朝廷的体制是中央集权，皇帝直接向全民抽税，省级州府县级的地方官吏全由京师委派，他们本身都没有立法的能力，这种体制最怕中层力量的凝固。
大地主拥有土地至一万亩以上，再不分家，也被认为可能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官僚们必千方百计地将它们拆散。
单纯从经济的角度上讲，不是土地过于集中，而是土地分割过细。新华国的每户大约拥有五十亩上下的土地，要合理许多。
第二点，朝廷土地税征收率过低并不是过高。各位看到原始资料和文学作品，有说不尽税重民贫的说法，我可以说，所叙述没有包括全部实情。本来税收轻重要视人民之收入和政府企图行使职权的范围而定，没有永恒不变的标准。
可是以全国农业收成与农税对比，即将所有附加税加入一并计算，除了极少数例外的情形，有如南直隶江南六府之外，其他各地均在收成的一成以下，不及半成的很多。
一般记载说是税重，乃是没有最低限度免税的办法，亦无法行累进税制，五亩以下的小户人家本来就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也要和大地主缴纳同等税率的税。
其次，抱怨税重的大部分地方官员，他们深怕税收不能如额征完，他们自己卸不了责任。
纳税过期，应加罚款，如再拖延，由法律判决强制接收标价卖掉，这些办法在帝国传统农村社会里也无从施行。地方衙门里的办法，是抓着欠税的老百姓打屁股，再拖欠到一个时期只能呈请豁免。
这种风气一开，即有力付税的人也徘徊观望，拖着不付税，以便在豁免时沾恩，结果是一堆赖税的人出少数的钱雇得乞丐要他们冒充欠税人，也花钱私通衙门里的差役，让这些人在衙门前跪打，打后所欠的钱粮仍旧拖欠，以致最后朝廷只好豁免。
有了以上种种原因，土地税率也就无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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